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蝗軍托我給您帶句話:為什麼得天下的不是日偽和國民黨?


微法官一部中國近現代史,除了革命與戰爭,還是一部災荒與抗災的歷史。河南人民命苦,水旱蝗湯,紛至沓來,「湯」是人禍,有兵燹,有匪患,咱們暫且不提,今天要說說「蝗」。身兼科學家和政治家...

- 2018年12月23日05時48分
- 歷史文摘 / 微法官

微法官

一部中國近現代史,除了革命與戰爭,還是一部災荒與抗災的歷史。

河南人民命苦,水旱蝗湯,紛至沓來,「湯」是人禍,有兵燹,有匪患,咱們暫且不提,今天要說說「蝗」。

身兼科學家和政治家雙重身份的徐光啟,曾經講過:災荒的三大誘因,水旱蝗中,最要命的當屬蝗災。「地有髙卑,雨澤有偏,被水旱為災,尚多倖免之處,惟旱極而蝗,數千裡間草木皆盡,或牛馬幡幟皆盡,其害尤慘過於水旱者也。」同樣是減災抗災,蝗災更考驗的是集體的行動力和組織力,所謂「必藉國家之功令,必須群邑之協心,必賴千萬人之同力一身一家,無戮力自免之理。」換言之,如果身處戰亂,國家瀕臨崩潰,基層組織建設形同虛設,不管你怎麼折騰,都是無法抗拒的災禍,剩下的只有等死!


蝗災為患中國幾千年,《三國志》遊戲里都有表現

著名的治蝗專家陳家祥教授,曾在1935年有個統計,說我國自公元前707 年至公元1935 年間共發生蝗災796 次,平均每隔3 年發生1

次。另一位農業昆蟲學家吳福楨先生,則從北宋開國的公元960年到1935年,做了另一個統計,他認為:其間共發生蝗災619次,平均五年發生兩次。其中有63次為單獨突發之一年,而有102次為連續發生兩年以上者,每次發生的連續時間約為5.5年。

傳統上認為中國最早的蝗災紀錄,發生在魯桓公五年(公元前707)秋。實際上《詩經》和更早期的殷墟甲骨文中,都有蝗災的記載。豫北的河南人民,跟蝗蟲打交道的慘痛教訓,起碼在商王那裡,就有不小的心理陰影。一到夏秋,商王就非常緊張,對於蝗災,他們無能為力,只能不斷占卜和祈福。當然我們知道,然而這並沒有什麼卵用。

1942是中國的大災之年,飽受日寇蹂躪的河南,又遇旱魃,加上此前的花園口決堤釀成的大片黃泛區,湯恩伯部隊的竭澤而漁,禍不單行的是蝗災接踵而來。首先是黃泛區發現蝗蟲,但當地幾無統治秩序,國民黨和日偽政府對此也不上心,初期基本沒做什麼工作,老百姓缺乏教育,以蝗蟲為神蟲的老腦筋作祟,於是沒多久遮天蔽日的蝗蟲就起來了。


花園口決堤造成的黃泛區,是1940年代華北黃淮蝗災的根本原因

先遭殃的當然是黃泛區,扶溝縣誌說當時「飛蝗遮天蔽日,由北向南入扶溝境。遇見禾苗,驟然落下,蠶食葉片,咬斷嫩頭。一棵穀子,從頭到頂,爬滿蝗蟲,吃的只剩光杆,再飛到別處,蟲災造成絕收。」

接著蝗蟲飛過黃河,到了第二年,蝗災已經擴及河南全省,開始禍害晉冀魯豫大片地區。較之去年,勢頭更猛。

親歷過這次蝗災的老人回憶,說當時蝗群下落比下鵝毛大雪還要密集,好像天地間都充滿飛蝗,房子和整個村莊猶如用蝗蟲修成一般,地里莊稼被全部吃光,就是現代化的大型收割機也無法與蝗蟲比速度、比乾淨。

中國飛蝗分布圖

我黨的太行區不斷收到地方專員的報告,今天讀來儼然是美國災難片范兒:

「所發現者皆是幾十里長、十來里寬的面積,就密度而論更是驚人,一落地莊稼地皮枝葉都看不到了,相隔十幾米,人們彼此不能辨認。」

「最為嚴重的都進了村中家裡,群眾在做飯和面時,須有一人趕螞蚱,否則即跳到面盆里,人有時從炕上向下攆、向屋外攆。」

「都是幾畝大,一片一片的不漏地皮,人往中經過即碰腿碰的不能走,若立在地里用腳一撲,鞋上立即成泥。」

著名版畫家李樺的代表作《蝗災》

蝗蟲多到什麼程度呢?當時也有抽樣統計,說有的村子一腳能踏住45個,有的一鞋底打了78個,隨手一把抓了25個。

而這意味著什麼呢?

一隻蝗蟲每天可以吃掉和自己相同重量的食物,而無數隻蝗蟲組成的「軍隊」,一天就能輕鬆吃掉相當於2500人食量的農作物。以河南林縣(今林州)為例,一天之間,3個村子的125畝遭災。一個半月不到,7個區(相當於今天的鄉鎮)共損失麥子19926畝,吃光9138畝,咬壞10788畝。

1943年是林縣遭受歷史上罕見的大早災的第二個年頭,蝗災如此嚴重,加上日偽頑的騷擾搶糧,如果擱在國統區,整個社會就要崩潰了。即便是在我們的根據地,也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問題。老鄉們有的坐在田邊嚎哭,有的指著蝗蟲咒罵,有的乾脆把牲口放到地里,讓牲口把蝗蛹、麥苗一起吃光。懸樑自盡的有之,跳井自殺的有之,甚至分食人肉的也有了。

俄羅斯的蝗災現場,鋪天蓋地的蝗蟲,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無法面對

然而,我黨不是南邊的國民黨,那時的我黨不愧是時代的先鋒,愣是靠著深入群眾、發動群眾和嚴密的組織紀律,打贏了這場蝗蟲阻擊戰。

其實剛開始,我黨也沒有經驗。抗聯老革命出身,美國留學回來的農林局長張克威同志,提議用化學藥品對上白糖治蝗蟲。可問題是日偽頑對我們進行封鎖剿殺,化學藥品和白糖,都是緊俏物資,顯然不靠譜!

最初,因為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,常因甲家捕蝗,乙家反對,怕把蟲子攆到自己地里而發生爭吵、打架,甚至鬧出人命。有些人乾脆聽天由命,有人還散布螞炸是「神蟲」,是天降災禍,在劫難逃。這個多說兩句,那年月科教不昌明,面對蝗災,別說老百姓了,有的村幹部和鄉村教師也參與迷信活動。組織起來剿蝗吧?又有人認為給別人打蝗蟲太吃虧。在這種情況下,縣委和縣政府抽出大批縣、區幹部,深入鄉村進行廣泛的動員,用事實教育群眾,告訴群眾必須組織起來,形成合力,擰成一股繩,才能消滅蝗蟲。

蝗蟲是農業農民的大敵,自然也是我黨我軍的大敵

別小看基層幹部的付出,根據地還好說,也就辛苦一些,有的地區比如附近河北武安,區委書記在距離鬼子炮樓不足五里的村中,領導打蝗40天,這可是提著腦袋滅蝗抗災!

要想消滅蝗蟲,就得組織全縣人民齊上陣,可沒有組織紀律,那就是一盤散沙。縣、區、鄉都成立了指揮部,縣農會主席任全縣總指揮。各村成立剿蝗大隊,並按照不同人的特點,抽出少數精幹人員組成偵察隊,青壯年組成突擊隊,此外還織織了老年隊、婦女隊和兒童團。偵察隊負責偵察,掌握蟲情,突擊隊是剿蝗的主力,機動作戰,老、幼、婦全體動員,軍政商學齊上陣,村與村、區與區還要開展剿蝗競賽。

讓老百姓廣泛參與消滅蝗蟲,在平常年景都實屬不易,何況是大饑荒的第二年?所以黨員幹部要帶頭,黨和政府做出了最大的努力,從外地調入大量小米,同時所有公務人員和部隊,包括劉師長和鄧政委,每人每天節約一兩口糧,作為刨「螞蚱蛋」的獎勵糧、代賑濟。群眾每刨一斤蝗卵,當場兌換小米一斤,有的地方甚至是五斤。這樣一來,連會走路的幼兒和常年大門不出的老人,都投入了刨蝗卵的戰鬥。

蝗蟲和其幼卵,根據地滅蝗效果遠超日偽頑的關鍵就在於組織群眾挖蝗卵


林縣的具體情況,文史資料里沒說,但附近幾個縣這樣的事例比比皆是。7歲兒童趙銀山、趙來子經常自動遠征十餘里刨蝗卵,60多歲的趙志祥和他兩個小孩也挖卵125斤。11歲的宋小六被稱為「挖卵能手」,別人一天挖1斤,他卻能刨2斤多,所以經常在他背後跟四五十個人,學習他的挖法。

群眾發動起來了,就要讓他們貢獻出來自己的聰明才智,群眾有的是高招,有的是創舉。在梯形地帶運用「簸箕陣」,在河灘石縫和山坡草深的地方運用「改進陣地圍剿法」,其他還有「羅圈陣」、「長蛇陣」、「響鈴戰術」、「火把戰術」、「游擊戰與運動戰配合」、「複合式陣法」等。

百里長的防線上,各村互動,大家擺開陣勢,飛蝗在天上飛舞,人們在地上搖旗吶喊,敲鑼打鼓。山頭上設立的瞭望哨輪流站崗,蝗蟲一落地,立刻鳴炮聯絡,群起轟打。經白天不斷襲擊、轟趕,飛蝗精疲力竭。黑夜降臨圍殲戰便在各地同時展開。田間、山上、河邊,到處都撒下了天羅地網。幾萬人的隊伍就像軍隊打仗一樣,按著事先規定的信號有秩序地前進、後退、分進合擊。在梯形地帶,採取三面包圍的隊形,把飛蝗壓縮到堰根,在後面用火燒死。在平坦地區,使用一字長蛇陣的隊形,慢慢向前推進。陣地對面沖天的煙火,擋住了飛蝗的去路,飛蝗最後被殲滅在火牆跟前。只有落在莊稼葉上的飛蝗,既不能打,又不能燒,於是又創造出一人掌燈,一人捉的「星火陣」。

1951年人民空軍派飛機支援皖北群眾滅蝗,這背後不變的是黨魂軍魂

人民群眾的創造力和戰鬥力,一旦迸發出來,那股勁頭真不是蓋的。群眾發現鳳凰山是蝗蟲在當地的老巢,全縣組織了一萬餘名群眾,將方圓二十多裡層層包圍追剿,連鑽到石縫土洞裡的幼蟲都被挖出或用泥土封死,徹底犁庭掃穴,使其不能擴散危害。

而且傳統的小農意識也放下了,區里鄉里互助會戰,還組成滅蝗兵團到鄰縣支援戰鬥。比如林縣、安陽組成聯合剿蝗指揮部,在兩縣邊境擺下「羅圈陣」,大圈裡面套小圈,把蝗蛹圍得風雨不透。有的敲鑼鼓,有的掌火把,有的手執鞋底劈劈啪啪打。往上竄的蝗蛹被燒死,往下竄的被打死。掩埋隊把燒死、打死的蝗蛹掃向溝內掩埋。不到一個月,蝗蝻基本被消滅了。

同期蝗災也危害了日偽的華北統治區,人家的預案和處置辦法,出台的比我們早,而且還請的日本專家,看起來層層抓落實,貌似很不錯。但問題是他們依靠的不是群眾,而是上下級的官吏,到了最基層的村層面,就變成村長徵集民眾進行治蝗。這麼幹的結果,自然是「轟轟烈烈走形式,扎紮實實走過場,認認真真哄群眾,天花亂墜做總結。」

齊白石的蝗蟲寫生稿,蝗蟲曾給那個時代的普通中國農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

比如1943年10月17日至1945年8月20日,津海道公署劃撥給青縣(今屬河北)3萬元治蝗專款。這點錢用於全縣兩年的治蝗工作,本已杯水車薪,而更令人詫異的是,在支出清單中竟然沒有一分錢是用於購置治蝗藥品、器具的。3萬元治蝗專款,主要被用於會議差旅費、宣傳費、招待費,其中會議、差旅費16324元,占54.41%,宣傳費10417元,占34.72%;宴會、洋車等招待費3259元,占10.87%。道署來視察治蝗的領導,出入坐洋車,花去洋車費230元。更有甚者,民眾煎熬於蝗災之中,治蝗委員會卻在蝗災區大排筵宴,招待下來檢查工作的領導和採訪滅蝗經驗的各路記者。僅此一項,就從治蝗經費中開支招待費770元!

而河南的國統區情況又如何呢?

不能不說不重視,首先宣傳上很給力,省政府設定了專門的防蝗宣傳周,規定宣傳周期間,各級政府要逐級召開治蝗大會,還要組織人員深入鄉村,進行巡迴宣傳。省內各級報刊,必須每天都有治蝗專區,刊登相關新聞和各種消殺辦法。

其次是建立治蝗情報網絡,從縣建設科長通到鄉長、保長,要求村裡發現蝗災後,保長必須於三小時內報告鄉公所,並發動全保民眾立即捕殺;鄉里則須在一小時內報至縣政府,並派員到蝗發地帶督促撲滅;縣裡也須一小時內電告專員公署及省政府,並於三小時內派員到現場督促滅蝗,同時省府亦應派員赴該地指導督促滅蝗。

但問題是這些看起來很完美的東西,在執行層面,又有多大效果呢?當然《河南民國日報》上的效果非同凡響,連篇累牘的領導高度重視,千餘萬斤的滅蝗數字,我差點就信了。但問題是到了1945年河南國統區發生蝗災的縣份又大幅躥升,這裡面的原因何在?想必讀者朋友們能想到。

行文至此,我突然覺得:這不就是我黨全民抗戰路線和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的根本區別嗎?打蝗蟲跟打鬼子是不是很像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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